1980年1月，北京，梅龚彬追悼会举行。邓小平、叶剑英、李维汉、宋任穷、邓颖超等出席。许多前来吊唁的人并不知道，这位长期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的老干部，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悼词宣读后，现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梅龚彬的旧友胡秋原读到相关内容时，尤其感到意外。他与梅龚彬相识多年，平日所见，对方始终以国民党人士、民革干部和文化人的身份出现，谁能想到，这层身份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漫长而特殊的组织经历。 梅龚彬1901年出生于湖北黄梅。少年时期，他从私塾转入新式学校，接触到进步书刊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，他还是一名学生，却已经走上街头参加爱国活动，并因此被捕。这次经历对他影响很深，也使他开始认真思考国家的出路。 1920年，梅龚彬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。这所学校带有明显的日本殖民文化色彩，但校内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也让他接触到更多新思想。经同乡宛希俨介绍，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，并参与支持沪西日资纱厂工人的斗争。 有意思的是，梅龚彬后来同时拥有两种政治身份。1923年，他加入中国国民党；1924年，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，1925年前后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负责人。 国共合作时期，这种双重身份并不罕见。梅龚彬既能在国民党系统内开展工作，又能接受共产党的安排，参与青年、工人和统一战线事务。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，他参加过浙东暴动和南昌起义。起义受挫，他奉命返回上海，秘密工作由此更加深入。 1928年，梅龚彬受周恩来领导，在潘汉年手下从事隐蔽工作。他以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为掩护，逐渐进入国民党上层人士的交往圈。这样的工作看似平静，实则每一步都要谨慎，身份暴露一次，便可能牵连多人。 1929年8月，梅龚彬奉命前往日本，试图把重要情报告知当地共产党组织。不料接头地点已经暴露，他在东京被捕。此后十六个月，他遭受审讯和酷刑，却始终没有泄露组织机密。敌方因无法取得关键证据，最终将他释放。 1931年回到上海时，顾顺章叛变已经使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面临严重危机。梅龚彬有长期失踪经历，又熟悉日本和上海的社会环境，于是被安排继续留在上海，受中央特科领导，与潘汉年单线联系。 潘汉年曾明确告诉他：“不能自行寻找组织，联系中断时，只能等待。”这条纪律听起来简单，真正执行却极其艰难。梅龚彬此后不参加公开的党内活动，也不主动表露立场，长期以“非党人士”的面貌周旋于国民党人士之间。 他利用吴开先、吴醒亚等人的关系，逐步接触到十九路军将领和国民党民主派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，十九路军奋起抗日，梅龚彬抓住时机，推动各方建立联系，并协助潘汉年与蔡廷锴方面接触，为后来合作抗日创造条件。 1933年，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。事变失败后，梅龚彬转赴香港，继续协助李济深等人开展民主活动。1935年秋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，他参与其中，承担了组织联络和政治协调工作。 抗日战争期间，他曾在李济深身边工作。1941年，廖承志向他传达周恩来的意见，希望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进一步联合。梅龚彬参与起草有关纲领，但不久廖承志被捕，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，只能留在社会上等待。 1947年，梅龚彬因组织反内战学生运动被中山大学解聘，来到香港后才重新见到潘汉年。此时，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成为重要任务。1948年1月1日，民革在香港成立，李济深任主席，梅龚彬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 同年，中共中央发布“五一”口号，梅龚彬受民革委托起草响应声明。年底，他与李济深一同离开香港，前往解放区，参与新政协筹备。1949年，他在沈阳参加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意见，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梅龚彬曾向李维汉请示自己的身份安排。他原以为革命形势已经变化，或许可以公开党员身份。李维汉却告诉他，要继续以不公开党员身份留在民革中央，直接向中央统战部汇报工作。 这项安排持续到他去世。1952年，民革中央内部成立秘密党支部，成员包括梅龚彬、王昆仑和屈武，梅龚彬担任书记。他长期身在党外，却承担着沟通、团结和协助民革工作的责任。 1975年8月1日，梅龚彬在江西宜春病逝，终年74岁。五年后，中央为其恢复名誉，并举行追悼会。悼词公开了他早年入党的经历，也让相识多年的友人第一次知道：这个一生保持克制、从不炫耀功劳的人，曾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了五十年。 特别